旅行 · 随笔
寻找南斯拉夫
这句话听起来像谜语，但它是真实的。从1918年到2003年，在南欧那片被亚得里亚海、潘诺尼亚平原和巴尔干山脉切割的土地上，先后出现过三个叫"南斯拉夫"的国家——南斯拉夫王国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、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。如今它们全部消失了，像一场做了八十多年的梦。梦醒之后，那片土地上多了七个国家和地区：斯洛文尼亚、克罗地亚、波黑、塞尔维亚、黑山、北马其顿，以及地位未定的科索沃。
柏琳的《边界的诱惑：寻找南斯拉夫》（单读·上海文艺出版社，2024年2月）写的就是这场梦的余烬。从2018年到2020年初，她只身一人走进前南斯拉夫的六个加盟共和国，与出版人、理发师、酒保、房东、退伍老兵、大学生攀谈，试图在普通人的日常里，打捞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国家的幽灵。
这不是一本旅游指南，也不是一本历史教材。柏琳懂塞尔维亚语，行前做了大量知识储备，她的行走带着一种近乎执拗的真诚——她想弄明白：是什么造成了人与人之间、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重重边界？如果没有边界，我们能否更好地理解彼此？
这个问题，放在2026年的当下，比在2018年更显尖锐。世界正在重新竖起高墙，而巴尔干这片土地，早已把高墙的故事讲了一千多年。
要理解南斯拉夫为什么消失，得先理解它为什么会出现。而要理解它为什么出现，得回到一条更古老的线。
公元395年，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半。分界线从巴尔干半岛穿过——大致从今天的斯库台里湖往北，经贝尔格莱德，一直到萨瓦河，以萨格勒布为界。这条线不只是政治疆界，它后来成了拉丁语世界和希腊语世界的语言分界线，再后来又成了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宗教分界线。
一条线，劈开了两个文明。
公元6至7世纪，斯拉夫各部落从东欧迁入巴尔干半岛，同化了当地的伊利里亚人、色雷斯人，演化成南部斯拉夫人的几个分支：斯洛文尼亚人、克罗地亚人、塞尔维亚人、马其顿人、黑山人，以及后来的波斯尼亚人。他们同源同种，语言相近，本该是一家人。
但那条罗马帝国的旧分界线，像一道看不见的伤疤，把他们劈成了两半。
西北部的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，落入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匈帝国的势力范围，信奉天主教，使用拉丁字母，接受西欧拉丁文明；东南部的塞尔维亚人、马其顿人、黑山人，则受拜占庭帝国影响，信奉东正教，使用基里尔字母，浸染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。
到了14世纪，第三股力量来了。奥斯曼土耳其人从东方涌入，1389年在科索沃原野击败塞尔维亚军队，此后五百年间统治了塞尔维亚、马其顿、波黑、黑山的大部。土耳其人带来的是伊斯兰教。许多波斯尼亚人改信了伊斯兰教——他们原本信奉一个叫"鲍格米勒"的基督教异端派别，在奥斯曼统治下索性成了穆斯林。这就是今天波黑"穆斯林族"的由来。
于是，在南斯拉夫这片不大的土地上，形成了三大宗教、两大文明板块犬牙交错的格局：西边的天主教、东边的东正教、中间的伊斯兰教，彼此碰撞了五百年。
柏琳在书中写到的德里纳河上的桥，正是这个格局的隐喻。那座桥一头连着东正教的塞尔维亚，一头连着穆斯林的波黑，桥下的河水日夜流淌，见证过帝国的更迭、民族的迁徙、战争的屠戮。桥是连接，也是边界；是南斯拉夫的象征，也是巴尔干的宿命。
"巴尔干"这个词，本身就有故事。
它本是一个地理概念，指巴尔干山脉所在的半岛。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它变成了一个动词——"巴尔干化"（Balkanization），专指一个地区分裂成若干互相敌视的小国。这个带有贬义的词，是西方人发明的。在主流西方话语里，巴尔干位于欧洲的边缘，领土属于欧洲，却不在"现代欧洲"的精神世界之内；它是"原始民族主义情感"的发源地，是欧洲文明结束、其他区域开始的地方。
但历史的真相要复杂得多。
所谓"巴尔干化"，至少有两层含义。第一层，是巴尔干弱小民族在奥斯曼帝国衰落时觉醒的民族意识，他们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，这与帝国维持统治的需求发生冲突。第二层，是欧洲列强对这一过程的插手——俄国想控制黑海出海口、保护东正教徒；英国要保住通往印度的航路；法国想恢复国际地位、保护商业利益；奥匈帝国既想扩张又怕多民族帝国解体。
巴尔干的悲剧，从来不只是巴尔干人自己的悲剧。
从18世纪开始，衰落的奥斯曼帝国被称为"欧洲病夫"，列强围绕如何瓜分它在巴尔干的遗产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角逐，史称"东方问题"。1878年的柏林条约，由大国们越俎代庖地重新划定了巴尔干版图——波黑问题、科索沃问题、马其顿问题，追根溯源，都与这场大国分赃有关。巴尔干从此被称为"欧洲的火药桶"，并在1912-1913年接连爆发两次巴尔干战争。
然后是1914年6月28日，萨拉热窝。一个叫普林西普的塞尔维亚族青年，开枪刺杀了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。一个月后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。德奥意vs英法俄，摩拳擦掌的各方早就已经蠢蠢欲动，就差点个火。
普林西普后来的评价也充满了历史的讽刺性，一战结束到南斯拉夫时期，他是民族解放英雄，南斯拉夫解体、波黑内战时期，他成了极端民族主义恐怖分子，2004 年，桥上的铭牌才回归中立：1914 年 6 月 28 日，加夫里洛・普林西普在此刺杀奥匈皇储斐迪南大公与妻子苏菲。只记录史实，不做价值定性。
讽刺的是，点燃世界大战的那颗子弹，射向的恰恰是想给予波黑更多自治权的皇储。让人联想到对朝堂权术毫无兴趣的皇家锁匠路易十六，到头来被推上了断头台。而普林西普本人，作为一个被奥匈统治的斯拉夫人，想的是把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统一到一个国家里。
他的愿望，在四年后以一种他未必预料到的方式实现了。
1918年12月1日，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随着一战结束而崩溃，"塞尔维亚-克罗地亚-斯洛文尼亚王国"宣告成立。一千多年来，南部斯拉夫各民族第一次有了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。1929年，这个王国改名为"南斯拉夫王国"——"南斯拉夫"（Jugoslavija），字面意思就是"南部斯拉夫人的土地"。
但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。
王国政权奉行大塞尔维亚主义，塞尔维亚人几乎垄断了政府和军队的主要职位。在165名将军中，有160人是塞尔维亚族。当局推行"一个国家、一个国王、一个民族"的治国原则，歧视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。民族矛盾尖锐到什么程度？1934年，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组织和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联手，在法国马赛刺杀了国王亚历山大一世。
二战期间，这个脆弱的王国被德意法西斯彻底肢解。更可怕的是，法西斯蓄意挑动民族仇杀：克罗地亚独立国的乌斯塔沙分子对塞族实行"民族灭绝"政策，仅贾塞诺瓦茨集中营就杀害了数十万人；而塞尔维亚族的切特尼克分子也血洗克罗地亚聚居区报复。昨天还是邻居，今天就成了仇人。
二战结束后，约瑟普·布罗兹·铁托——一位克罗地亚裔的共产党人——领导南斯拉夫游击队打败了法西斯，以联邦制重建了国家。这个新南斯拉夫有句著名的概括：一个国家、两种文字、三种语言、四种宗教、五个民族、六个共和国、七个邻国。
铁托是个强人。他与斯大林决裂，开创了独特的"自治社会主义"道路；他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之一，在冷战两极之间走出第三条路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南斯拉夫是巴尔干地区最繁荣的国家——人均住房面积18平方米，每8人一辆轿车，护照几乎免签全球。
那时，南斯拉夫人见面不说自己是塞尔维亚人、克罗地亚人，只说"我是南斯拉夫人"。饭店老板会指着铁托在贵宾签名册上的笔迹说："老头子死了以后，我们的国家就每况愈下了。"
但繁荣之下，暗流从未停止。
1980年5月4日，铁托逝世。一个靠政治强人勉强捏合的政治实体总是脆弱的。联邦政府实行国家元首集体轮流制，无法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。经济危机接踵而至——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2600%，失业率17%，外债超过200亿美元。政治权力过度下放，联邦政府几乎只剩下外交和国防的权限。
但真正杀死南斯拉夫的，不是经济，而是被重新唤醒的"身份"。
柏琳在书中有一个极为精彩的洞察：身份归属意识是一种政治构建，它的发酵始端是19世纪的浪漫民族主义。 她讲了一个故事——一个19世纪的保加利亚爱国知识分子走在乡间路上，碰见几个农民在聊天，他跑过去说："你们知道自己是保加利亚人吗？怎么可以用塞尔维亚语讨论保加利亚的东正教圣礼？"农民茫然地看着他，对着东方画十字，觉得明确一个"身份"很荒唐——"我知道自己信东正教，至于我用什么语言说祷告词，那不重要。"
柏琳指出：从公元6世纪到18世纪，在这将近1200年的时间里，南斯拉夫人并没有我们今天讨论的"身份归属"问题。 这完全是19世纪以后被知识分子"发明"出来、又被政客利用的概念。
但在1990年的南斯拉夫，这个被发明的概念变成了致命的武器。
那一年，南联邦通过《政治结社法》，实行多党制。一个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国家，一下子冒出200多个政党。赢得选票的，全是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的极端政党——"斯洛文尼亚属于斯洛文尼亚人""克罗地亚属于克罗地亚人""科索沃属于科索沃人"。口号越激烈、越极端，越能赢得选票。
1991年6月25日，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同时宣布独立。第一个承认它们的是刚刚统一的德国——尽管多数欧共体成员还有疑虑，德国仍以"欧盟应统一对外"为由游说各国承认。后来有人问塞尔维亚外交官，怎么解释德国如此热衷？他说，克罗地亚在二战期间是德国的傀儡国。
多米诺骨牌倒下了。波黑、马其顿相继宣布独立。战争像野火一样蔓延。
最惨烈的是波黑。这个共和国民族成分最为复杂——穆族占43.7%，塞族占31.4%，克族占17.3%。三方为争夺领土展开血腥厮杀，战争持续3年8个月。萨拉热窝被塞族武装围困近4年（1992-1995），日均炮击和狙击导致1.1万平民死亡，其中包括1600名儿童。 著名影片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的导演，也在这场围城之战中因物资短缺而饿死，这座曾举办过1984年冬奥会的城市，沦为二战后欧洲最惨烈的战场，当你在萨拉热窝的商业街漫步时，可以看到地面上用红色树脂或油漆填充的迫击炮弹坑，被称为“血色玫瑰”，旨在纪念遇难者，并时刻提醒世人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珍贵。
然后是1995年7月的斯雷布雷尼察。联合国划定的"安全区"里，塞族军队在指挥官姆拉迪奇的带领下，系统性地屠杀了8000多名波黑穆斯林男子和男孩。这是欧洲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种族灭绝暴行。至今，遗体仍在被从乱葬坑中一具具辨认出来。
1999年，科索沃危机爆发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，对南联盟进行78天空袭。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，三名中国记者遇难。这场轰炸，至今仍是中国人关于巴尔干最深的记忆之一。
历经十年动荡，南斯拉夫彻底消失。30万人丧生，200多万人流离失所。一个曾经人均收入23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，被打回了原形。
读完柏琳的书，最萦绕不去的是那个问题：为什么人如此执着于边界？
柏琳给出的"诱惑"二字，意味深长。边界诱惑我们，因为它许诺了安全感——当我说自己是塞尔维亚人、阿尔巴尼亚人还是克罗地亚人，这个身份直接决定了我被谁保护、会不会挨枪子儿、证件会不会被扣押。在动荡中，身份是护身符；在恐惧里，边界是避风港。
但这种安全感是虚妄的。柏琳在前南的土地上亲眼看到：历史幽灵的碎片穿插在日常生活的缝隙中，让彼此的嫌隙重新生长出新的边界。 边界不会带来和平，它只会制造新的边界。
书中最动人的，是那些拒绝被边界定义的普通人。
一个波黑塞族司机，热情地向柏琳介绍一个跨宗教的音乐团体："在我们这儿，宗教的多样性才是治愈、希望和庆祝的源泉，而音乐是最好的表现方式，这才是真正的波斯尼亚。"
一个叫埃米尔的波黑年轻人说："种族和宗教不应该继续成为萨拉热窝的标签。"
一个叫卢卡的大学生说："我希望，有一天在萨拉热窝，如果一个年轻人想学习哲学，不会有人对他说'这样你就找不到工作了'。我希望我们的孩子都会得到良好的生活，无论他是塞族人、克族人还是穆族人。"
柏琳感慨："这哪里是萨拉热窝的未来，这分明就是世界憧憬的未来。"
《边界的诱惑》写的是巴尔干，但它指向的是整个世界。
塞缪尔亨廷顿说巴尔干是"文明断层线"地区，就像不同地壳板块的接合带容易发生频繁的地震，罗马帝国、奥匈帝国、奥斯曼帝国、纳粹德国，苏联，每一个强邻都直接或间接地染指过这片土地。但仔细想想，哪条边界不是断层线？哪两个民族之间没有历史的积怨？哪一种"身份"不是被发明出来、又被利用的？
南斯拉夫的悲剧提醒我们几件事：
第一，民族身份不是天生的，它是被建构的。 那些看似古老的"世仇"，往往只有一两百年的历史。把它当作宿命，就中了政客的圈套。
第二，多民族国家需要真正的制度智慧。 南斯拉夫联邦的失败，既有"弱塞则南强"路线对塞尔维亚的过度打压，也有联邦职权被各共和国蚕食至空的"邦联化"歧途。一碗水端平不等于各搞一套，民族平等不等于鼓励分离。
第三，外部势力的"帮助"从来都是有代价的。 从1878年的柏林条约到1999年的北约轰炸，大国每一次插手巴尔干，都不是为了让巴尔干人过得更好。
第四，也是最被忽视的一点：凝聚各个族群的，永远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，而不是宏大的民族、宗教身份认同。 当政客们鼓吹对抗时，年轻人想的是"我们如何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"。
柏琳说，这本书不是关于前南斯拉夫的"百科全书"，而是"她一个人脚下的前南斯拉夫"。这恰恰是它最珍贵的地方——它没有用宏大叙事覆盖个体经验，而是让一个个具体的人，在历史的废墟上开口说话。
2018年，柏琳第一次踏上巴尔干时，世界还没经历疫情，逆全球化还未成为共识。如今读完这本书，再看当下世界——民粹主义横行，高墙重新竖起，身份政治愈演愈烈，逆全球化大行其道，"我们"与"他们"的界限被反复划定——你会发现，巴尔干的故事不是例外，而是一面镜子。
南斯拉夫消失了。但南斯拉夫的幽灵，仍在这颗星球上游荡。
每一个被边界困扰的人，或许都该读读这本书。不是为了寻找答案，而是为了学会质问——是谁在划定边界？谁从中获利？而在这条线的两边，那些被称作"敌人"的人，是不是和我们一样，只是想过正常日子的普通人？
边界的诱惑在于，它许诺了安全。但真正的安全，从来不在边界之内，而在人与人真实的联结之中。
这大概就是柏琳穿越巴尔干，最终想告诉我们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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